于成龙，字北溟，山西永宁（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）人。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出仕，历任知县、知州、知府、道员、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和总督等职。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，于成龙“清廉俭朴、宽严慎刑、勤政爱民”，因政绩卓著，曾三次被举为“卓异”，深得百姓爱戴，被康熙皇帝誉为“天下廉吏第一”。

        近年来，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挖掘整理于成龙为官时期的勤廉事迹，将他出仕前读书6载的著名人文景观安国寺建设申报为山西省廉政教育基地，在运用历史遗产服务文化建设方面作了有益探索。

        1、“为官清廉”成就于成龙在百姓心中的地位

        于成龙于明崇祯年间考取副榜贡生，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被朝廷任命为广西罗城知县，时年45岁。 

        罗城当时被认为是边远烟瘴之地，很少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做官。罗城经过20多年战乱，既无城郭，也没有像样的官廨。此地民情复杂，有些老百姓因为无法生活，或逃亡，或干脆铤而走险沦为盗贼。同时，瑶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由于历史原因，互相仇杀，社会秩序混乱。 

        有朋友曾劝他不要去，做个清闲的官岂不更好？而于成龙依然从容赴任，给朋友的回答只是简单的“古人义不辞难”，清脆而苍劲。 

        于成龙到任罗城后并不以艰难为苦，深感自己责任重大。经过实地走访了解情况，他迅速提出两项措施：张榜告示招抚流亡，积极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；奏请“宽徭役、疏鹾引”，设法复苏农村经济。经过奖勤罚惰，数年后，罗城面貌大为改观，百姓生活日渐丰盈。然而，于成龙自己的生活却始终清苦，甚至离任时连盘缠都凑不齐。据县志记载“罗人怜公，间敛金钱跪进，云：'知阿爷苦，聊供盐米资’”，他都婉拒。他的亲人来罗城看他，老百姓知晓他没有几个钱，亲人千山万水来一次不容易，又送钱来。于成龙依然拒绝。后来，于成龙因举为卓异而迁四川合州知州，罗人“遮道呼号，追送数百里”。 

        于成龙还曾任黄州府同知镇守岐亭。岐亭是鱼米之乡，物产丰饶。然而，于成龙依然生活清苦，闲钱多用来接济乡邻，三餐常以豆腐为食，很少沾荤腥。于成龙后任武昌知府，一次，儿子看望他后将要还乡，于成龙为人之父又是大官，竟然没有像样的东西给儿子，只看到厨房里有只腌鸭，便割了一半给儿子带上。老百姓于是编了民谣：“于公豆腐量太狭，长公临行割半鸭。” 

        于成龙不但自己清正廉明，而且严管下属，铁腕治贪。在黄州上任伊始，他便发出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，责令各属“将不肖贪酷官员、昏庸衰志等辈，速行揭报，以凭正章参处”。针对当时贿赂公行、请客送礼甚嚣尘上的风气，他发出《严禁馈送檄》，利用中秋节，从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，惩一儆百。青县知县赵履谦不顾灾民，敲诈贪墨。于成龙立即把他免官问罪。 

        康熙二十年，于成龙从“牧民之官”升为“治官之官”。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，他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。他说：“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，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。”按清朝规定，总督出门可乘8人抬的大轿，可有仪仗护卫等随从26至34人。但于成龙平时只雇骡车一辆，察访时也只有小儿子跟随，父子二人各带制钱若干枚，沿途投宿旅店，不住官家公馆驿站，很少烦扰各地州县为之张罗交通、食宿等事宜。有一次于成龙到江宁察访，地方文武官员城外迎候，直到日暮不见总督到来。正在众人惊疑之时，巡卒来报总督大人早已单骑进府，众人根本没有想到刚才单骑进城的竟然是总督大人。 

        在直隶巡抚与两江总督任内，于成龙拒绝为其装饰邸宅，拒受馈赠，谢绝宴请。他根据实践经验，制定了以“勤抚恤、慎刑法、绝贿赂、杜私派、严征收、崇节俭”为内容的《示亲民官自省六戒》，作为地方官员的行为准则。由于他极力反奢倡俭，使“官吏望风改操”，金陵士大夫家尽换布衣不穿丝绸，婚嫁不再用音乐，有的官员减舆从、毁丹垩，豪强猾吏率家远避，世风大为改观。 

        官至富甲天下的两江总督，于成龙仍是“日食粗粝一盂，粥糜一匙，侑以青菜，终年不知肉味”。江南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“于青菜”。

        2、“勤政善政”成就于成龙的历史价值

        于成龙一生忠于国家、勤勉辛劳、崇尚实干。他能从地方实际出发，创新治理政策和办法，维护大局稳定，创造了卓著政绩，深受朝廷器重，深得百姓爱戴。

        于成龙到罗城时，满目榛莽，残垣断壁，盗贼横行，百姓逃亡。全城只有居民六家，茅屋数间。县衙为三间茅草破房，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，编荆为门，垒土为桌。罗城地处万山之中，盛发瘴疠，瑶僮狂悍。同来的五名仆从，或中瘴气而死，或因艰苦而逃。他却以顽强的毅力，扶病理政。

        于成龙采用“治乱世，用重典”的方法，首先在城乡建立保甲制度，“严禁盗贼”。稍有安定后，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，他冒着“未奉令而专征”的政治风险，在全县搞乡村联防，组织乡民练兵讨伐为害城乡的“柳城西乡贼”。与此同时，他积极招募流民，恢复生产，奖勤劝懒。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、建学校、办养济院、筑城墙。他刚柔并济，解决了“数大姓负势不下”的问题，使地方豪强“皆奉法唯谨”。一系列政策推行后，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逐渐恢复。

        于成龙勤政善政，敢于革新除弊。他时常轻车简从，穿梭田间，问询疾苦，察吏安民。他赴任江南，入境即“微行”访于民间，面对“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”的状况，很快颁布《兴利除弊约》，开列了灾耗、私派、贿赂、衙蠹，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，将积弊尽行痛革。

        于成龙对清廷死板的任官“考成”制存有异议，选拔人才反对论资排辈，对他认为是廉洁有为的人才，屡次上疏直荐。

        后来，于成龙总督江南，政务更加繁忙。他仍以古稀之躯，勤勉执事，不敢稍事宽假。他事必躬亲，“治事尝至达旦”。总督衙门“重门洞开”，汇报事情的官吏可以直接走到他的卧室，“状如乡里学博”。有人劝其注意休息，他说：“我非不知食少事繁，养生所忌。吾虽尽瘁，于国家所得，不已多乎！”

        任职直隶和两江期间，于成龙还组织编写了《畿辅通志》46卷、《江南通志》54卷，对整理和保存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        诚然，于成龙“廉吏第一”的称号无论从其坚持的道义和操守，还是从封建统治者对其进行宣传的目的讲，都有其历史局限性，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，于成龙勤政善政以及其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无疑有其积极的历史价值。

        3、“古为今用”续写廉政文化时代华章

        近年来，离石区充分挖掘于成龙廉政文化资源，把弘扬历史优秀廉政文化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素质有机结合，把挖掘廉政文化内涵和旅游市场开发结合起来，建设“安国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”，着力将其建设成可看、可感、可闻的廉政教育景点。

        于成龙在出仕前曾在安国寺读书6载，对其日后勤廉从政产生了重要影响。2007年，离石区政府在之前小说《清官于成龙》、电视剧《一代廉吏于成龙》、京剧《廉吏于成龙》取得较大社会反响基础上，将“安国寺于成龙廉政文化教育基地”列为重点工程项目立项建设，注重拓展其廉政教育形式和内容，努力增强其廉政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。基地在读书楼的建设上，以于成龙读书6载谈经论道、酬和对诗为主，突出“布衣读书”志存高远的主题；在祠堂建设上，侧重“廉政与勤政”主题，以于成龙为官的地域为主线，突出其关心民众、廉政勤政的感人事迹与人格魅力，培养党员干部扎根基层、服务群众的工作理念。目前，基地建设初具规模。同时，区纪委也专门成立于成龙廉政文化基地研究科室，对与之相关的廉政文化进一步加强研究。

        文化基地建设必须体现民族性、科学性和时代性。廉政文化基地属于物质文化，是共产党人对象化了的劳动，是马克思所说的“第二自然”。廉政建设的精神内核，最终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、情感系统和思维方式，体现与我们的制度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。离石区纪委在安国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教育活动的过程中，注重把握廉政文化建设中实物、思想和人物三大基本要素，从培育党员干部正确的廉政认识和法制意识入手，重点突出廉政教育的“时代”主题。

        古为今用、取其精华，帮助党员干部提高廉政意识。在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，该区始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对于成龙进行历史辩证地研究和评价，不把当前思想强加给历史人物，或肤浅地作历史类比。古代历史人物的廉政，多是清廉自守，其思想认识受其所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。唯共产党人的廉洁从政，是以共产主义崇高理想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，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员所谓的廉政有本质的区别。在安国寺于成龙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建设中，该区不仅仅以于成龙一人之史实，更多地侧重于以廉洁从政的共产党人为主、历史人物为辅的理念，对基地教育功能整体把握，更加突出当代共产党人的廉政典范对于时代的教育意义，把主要“功课”做在引导党员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“清官”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，帮助其真正认识廉政思想的时代精神。

        廉政教育，重在廉政的法制教育。古代历史人物的廉政故事，“法”的观念显得较薄弱，多从情感与良心上讲起。当前提倡的廉政文化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础上的廉政文化。在基地建设过程中，该区注重强调树立党员干部法的观念、意识及守法的自觉性，在基础布展和宣传上主动贴合当前宣传侧重点，增加《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》以及党中央发布的“八项规定”等内容，以党员干部易于接受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，在突出新时代廉政建设的法制意识上下功夫。（成志斌 王书平）